决斗兴起于中世纪早期的西欧，后来传入其他地区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才逐渐绝迹。最初决斗被当成一种司法手段，与火灼、水浸等同属神明裁判之列，通称“司法决斗”。法官以诉讼双方在格斗现场的胜负来判断孰是孰非。当时人们相信，正义的一方受神明保佑，是不会败北的，败者必然有罪。大约从十六世纪中叶起，为维护本身或亲友的名誉和尊严而挑起的决斗上升到主导地位。
正规的决斗是两个当事人之间，按照预先达成的协议和对等的条件，使用足以致命的武器（棍棒和拳足不属此例），一对一进行的格斗。双方须各有一两名副手（证人），其任务包括：向对方转交挑战书和应战书，或口头传达此类信息及其他事项，考虑决斗是否具有充足的理由并符合相关的规约，保证决斗不致变成简单的斗殴，此外还要商定上阵的时间和地点、武器的种类型号、开枪时彼此的间距等细节。法国通例，没有副手到场，不算决斗。所用武器因人因地而异，意大利、法国和西班牙多使长剑，奥匈帝国多用军刀，俄国则以手枪为主，抓阄决定由谁放第一枪。一般来说，决斗者的身份地位须相等，贵族对贵族，骑士对骑士。
自从19世纪30年代初现实主义成为俄国文学主流以来，俄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和现象，大都在文学中有所反映，从而使“文”与“史”可以互相印证、参照和补充。决斗也是如此。
俄国有不少作家亲身参加过决斗，或走到了它的边缘。决斗对俄国文学界的实际危害和潜在危害，远远超过对西欧各国文学界的危害。与普希金并列为俄国批判现实主义奠基人、以经典喜剧《智慧的痛苦》（—译《聪明误》）著称的格里鲍耶多夫，是较早的一个受害者。1871年底，为了争夺芭蕾舞女演员阿·伊斯托明娜，彼得堡两名上层分子相约去决斗场见个高低，一名是近卫军军官舍列梅捷夫，另一名为宫廷侍从扎瓦多夫斯基伯爵，结果军官重伤致死。那时格里鲍耶多夫正在外务部供职，因充当军官的副手，受到株连。次年奉命出任俄国驻波斯（伊朗）外交使团秘书，实际上是政治流放。
同格里鲍耶多夫这一遭遇相比，普希金1837年死于显贵们策动的决斗一事更广为人知，毋待笔者赘述。不过还可以略加增补。1819年末梢，20岁的普希金在彼得堡看戏时大喝倒彩，引起邻座杰尼谢维奇少校不满，出面干涉。普希金认为这是对他的侮辱，要求决斗。若不是著名小说《冰屋奇婚》作者拉热奇尼科夫设法缓冲，事态会如何发展，殊难预料。20年代初普希金谪居南俄基什尼奥夫期间，又以极其轻狂的态度，卷入过十来次未遂决斗和未造成伤亡的决斗，以致屡遭人们的非议和上司的软禁。例如在一次舞会上，只因对于舞曲的选用产生分歧，他竟不惜同一个姓斯塔罗夫的上校大动干戈。幸而暴风雪影响了能见度，双方开枪均未命中。当地贵族巴尔希之妻拿这件事开了开玩笑，普希金又勃然变色，立刻向巴尔希挑战，经别人从中调停，这才化险为夷。当时他常在室内用纸弹练习枪法，这与其说他准备继拜伦之后，前去参加希腊民族解放战争，不如说是为了有朝一日与人决斗，或至少是两者兼而有之。他在南俄连年上阵而始终未生意外，倒真是令人感到意外。1836年，他同索洛古布、赫鲁斯金和仁普宁之间也在出现过险情。
有资料显示，莱蒙托夫同样决斗过多次，但能够切实查明的只有1840和1841年这两次。第一次他幸免于难，第二次终于在高加索丧生。其实他对人世早已无所留恋，决斗只不过是他求死的一种手段而已。据赫尔岑《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》一文记载，莱蒙托夫既不像普希金那样容易和解，又不能像十二月党人那样英勇献身，而是对周围的一切深深地感到仇恨、绝望和厌倦；他离开彼得堡前往高加索时“对朋友们说，他要想方设法，尽快求得一死。他履行了自己的诺言。”
决斗涉及的作家还远不止前面提到的几位。例如1823年，普希金的同窗好友、十二月党诗人丘赫尔别凯在高加索任职时，就同阿·叶尔莫洛夫将军的侄子决斗过，事见当年普希金给亲友的书信。嗣后，未来的无政府主义领袖巴枯宁同文学评论新手米·卡特科夫、西欧派主将格拉诺夫斯基同斯拉夫派民俗学家彼·基列耶夫斯基、诗人瓦·库罗奇金同小说家皮谢姆斯基，因为私人嫌隙或政见相左，也曾一度剑拔弩张。经过几多周折，总算化解了重重矛盾，没有诉诸暴力。40年代以后，作家对决斗的态度已趋于冷静、理智，原先那种一言不合便拍案而起的纨绔作风有所收敛。这同贵族在社会上日益失势这一大局有密切联系。可是关于决斗的记录并不罕见，让我们挑几位名家来作例证。先从赫尔岑寓居尼斯（当时属撒丁王国）时的未遂决斗说起。
挑起这个事件的乔治·黑尔韦格，是同赫尔岑一家相熟的德国诗人和政论家。从1848年开始，他撇下妻子，执拗地追求赫尔岑夫人纳塔利娅，1852年初更借口遭到诽谤，要求赫尔岑刀枪相见。赫尔岑认为这是自己有生以来所受的最大侮辱，忿然回信应战，不过内心仍有犹疑。他早已认识到决斗无非是为了维护贵族的虚荣心，何况那时纳塔利娅重病在床，他必须日夜陪侍，无法脱身。不久纳塔利姬故世，他决定变换策略，去伦敦发动流寓当地的国际民主派名流举行一次公断会，共同声讨黑尔韦格。可是马志尼、路易·布朗、赖德律－洛兰、科苏特以及亡命英属泽西岛的雨果都不愿介入。赫尔岑的计划落空，决斗也就作罢。
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也曾渡过一场决斗危机。
两位作家间本来就有些芥蒂，可是彼此仍不时交往。1861年6月一同访问诗人费特时，屠格涅夫非常得意地谈起，他的非婚生女儿正在学习行善布施，亲手为穷人补补衣裳。不料托尔斯泰反驳说：“我认为，一个姑娘穿戴得漂漂亮亮，坐在那里修补又脏又臭的破衣裳，不过是装模作样地演戏罢了。”由此引起几场口头的和书面的争吵，双方言词之粗暴尖刻，假如没有托尔斯泰夫妇的相关书札和日记作证，简直叫人难以置信。后来屠格涅夫一再道歉，对方还是下了战书。10月初事情出现转机，托尔斯泰去信言和。但直到16年后，两人才真正复交。
回顾众多俄国作家同决斗的关系，使人不禁悲喜交集、既为这一野蛮风习毁掉两大绝代奇才而深感惋惜，又为普希金顺利闯过那么多生死大关、为其他好些作家得以一一免祸而额手称庆。假如普希金当年丧命南俄，俄国就不会有《叶甫盖尼·奥涅金》、《鲍里斯·戈都诺夫》、《别尔金小说集》和《上尉的女儿》（他的丰收期是在从南方北归之后）。1852年赫尔岑给黑尔韦格复信应战时，他一生的辉煌业绩才开了个头，其回忆录《往事与随想》刚刚动笔。万一决斗如约举行，而他又中弹身亡的话，这部皇皇巨著必将胎死腹中，他后来建立的自由俄国印刷所、他创办并大力传布的《北极星》丛刊和《钟声》报更无从谈起。
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一旦交锋，出人命的可能性最大，后者曾在战书上郑重声称，他不会像当时某些决斗者一样虚张声势，而要“动真格的”，接着又发出一封咄咄逼人的信，进一步表示决心。其次，屠格涅夫在多年游猎中练就一手好枪法，托尔斯泰不仅是个纯熟的猎手，并且有丰富的实战经验，他们的武艺绝非赫尔岑和涅克拉索夫所能比拟。双方若有一方罹难，俄国文学史上不是少了《处女地》和《散文诗》，便是失去《战争与和平》、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及《复活》，那将是一件不堪设想的千古憾事。从这方面看，19世纪俄国文学的辉煌，在一定程度上似乎可以说是出于侥幸。
（摘自《普希金与我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5月出版，本文作者蒋路。）
